“你少說兩句行不行？不要你杞人憂天！噢，到什麼山唱什麼歌，船到橋頭自然直。不要你煩！”蔣淑嫻一邊埋怨，一邊又寄希望于自己的丈夫，“唉，我跟你說，建國沒有幾天就走了，你做父親的總得和他談談什麼吧。”

    “你不是要我少說兩句嗎？你不是不要我煩嗎？”

    “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說。”

    “I'm sorry. Honey！”文巽善與蔣淑嫻斗斗嘴其實也就是逗逗樂。他講的話，別人听不懂，也不能讓別人听，只有與妻子關起門來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或漫無邊際，或深奧晦澀，或俗不可耐，或口無遮攔，再時不時地夾著兩句洋文。

    “我要和他談，”文巽善擺出了架勢，“一是听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二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扎根農村干革命；三是一顆紅心兩手老繭，再娶個農村姑娘，生一窩子娃娃。”

    讓你作報告呢？跟你說正經的！

    “呵呵，”文巽善興趣正濃，“我不正經？上千千萬萬的孩子到農村就正經了？”

    “噓，也不知道懷華在農場怎麼樣了，二十大幾的姑娘也不找個對象。”蔣淑嫻知道他的毛病，話匣子輕易不打開，打開了就關不上，只好和他轉移話題。

    文巽善听她提起二女兒，就似乎被人家抓住了短處，理不直氣不壯了。懷華的下放可不是大呼隆，她是完全自覺自願報名走的。他嘆了一口氣說，等建國走了以後，我們到懷華那兒住幾天？也好催催她的婚姻大事。

    建國的二姐文懷華早在62年就下放到甦北白馬湖農場。本來文懷華也是讀書的料，也不知道中了哪門子邪，說是“遠學邢燕子，近學董加耕”。她高中一畢業，主動放棄高考，和幾個要好的男女同學，充滿著“身居茅屋，放眼全球，腳踩污泥，心懷天下”的激情，說走就走了。

    為這事，蔣淑嫻心里一直有疑惑，莫非懷華認為自己不是親生的？想早點離開家庭？那也不對，讀大學也要離開的。但是蔣淑嫻的心病總是無法解決。大姑娘出走，下落不明，這二姑娘也要出走？人家要說，這後娘總是不好伺候的。她曾經試探地問過丈夫幾次，都被他含含糊糊搪塞過去了，她只有自我安慰，反正我把懷華當作親生的就行。

    建國下放是以喜劇形式開場的，後來想起來，都不好意思。其實那時候的人都是這樣過來的，也沒啥不好意思。

    歷史上發生的荒唐的事還少嗎？後人往往嘲笑前人做過的事情，可嘲笑過前人的人，也往往被其後人嘲笑。雖說有相當多的人可以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名言警句脫口而出，可一旦事到臨頭，卻又往往重蹈覆轍。

    想想也是，如果沒有重蹈覆轍，那名言警句還有存在的必要麼？

    文建國下放的地方叫江州地區江陽縣團結公社付圩大隊付家村生產隊。生產隊離江州市區並不遠，直線距離六十公里。可當時交通不便，先坐火車，再步行；又坐小火輪，再步行，前前後後需要花費大半天時間。于是有人提出，參照紅軍長征做法，步行到付圩大隊，大約也就是一整天時間。雖然有個別人嘀咕，表示反對，但多數人默認。要問苦不苦，想想紅軍長征二萬五千。苦什麼苦？

    文建國並不怕走這幾十里路，只是對這種形式感到可笑，以為滑稽。兩年多前，曾經有過“新長征”的提法，文建國也曾“長征”了兩個火車站。現在又有人提出要“新長征”了，文建國已經不再感興趣，但他對這種作派表示理解。一茬一茬的青年後生不就是這麼過來的麼——他自己好像老氣橫秋了——後來他把此舉概括為，為激情燃燒的歲月畫上了最後一筆濃墨重彩，為其悲壯的無法預料後果的行為平添上了壯麗動人的音符——誰也說不清楚，下放以後怎麼辦，真的是做一輩子農民？

    文建國開始成熟了。

    文建國和他的男女同學一道扛著紅旗背著背包踏上了上山下鄉的數十公里的征程。

    他們一行23人在同一個生產大隊落戶，頭一天晚上，有好事者別出心裁，將“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句最高指示的22個字，省略了兩個逗號，將最後一個句號換成了感嘆號，寫就了23張方塊黃紙紅字。今天是每人一張貼在背包上，正好一路走一路宣傳，發揚和繼承“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的革命優良傳統，到農村去，和貧下中農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出發的隊伍在江中校門口集合完畢，隊伍里即響起了毛主席《七律•長征》歌曲︰“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領隊的將“紅衛兵上山下鄉長征隊”隊旗揮舞了三下，開始出發。

    文建國1.79米的個子，上身是一件泛白的學生裝棉襖，下身是染成了藏青色的家紡老粗布由母親親自手工制作的新褲子，一雙43碼的解放鞋，右肩上掛個黃書包，左胸前別枚毛主席像章。個子高，顯得帥氣。高個子做衣服用的布料多，在一人一年一丈六尺布票的時代，那也是一種美中不足，正可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是也。

    他排隊站在末尾，就輪上那個感嘆號，他本不願出這個洋相背個“！”在身上，但他實在沒有理由，也沒有勇氣反對。他比同齡人總是多了那麼一點可憐的“成熟”，而正是這種所謂“成熟”，每每讓他比別人也就多了一點憂慮。

    他不指望他們這支隊伍真的會有紅軍長征的影響，後來的歷史也證明，沒有人拿他們與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軍兄弟相比，只是他們自己，或者說是他們當中的某些人自說自話，自作多情罷了。

    1969年1月18日（臘月第一天）凌晨出發。一夜的霜降，寒氣逼人。他們在離開市區之前，一路歌聲嘹亮，引來歡呼聲和掌聲，也有尖叫聲，也有好事者扯開嗓門，一一讀出那22個字，最後也喊出“感嘆號”。

    “新長征”隊伍里有人高興，有人自豪，文建國感到別扭，人家這是在看西洋景呢。其實也是文建國多慮了，“感嘆號”又怎麼樣？不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就過去了，誰還記得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