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有人貼大字報，說是文家人看不起勞動人民，特別是男主人，天生就是一副老爺作派，不跟別人講話，臉上沒有笑臉。但多數居民認為文家人總體來說，還是不錯的。特別是女主人平時沒有架子（可與男主人扯平），與鄰居相處，從來沒有一句家長里短的，他們的孩子個個都有出息（外人不知道懷祺曾經勞教），見人也是客客氣氣的。另外，是從根本上說，文家人沒有劣行，甚至連句粗魯的言語也找不出一二。大字報被貼在大門口有一段時間，風吹雨打，自然脫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至于到他文家大院作客受到的冷落，沒有人挑明。想想也是，不速之客，一般人家也是不受待見的。偶爾一二可以，經常去打擾，有誰家不嫌煩人。各家有各家生活的習慣，你不尊重人家的生活習慣，憑什麼要人家歡迎你呢。文家大院的鄰居不識字的居多，但識事的也居多。

    有一件事，當時的建國委實搞不清楚，也一直不敢問，那就是母親從來不唱《听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這首歌。問她這首歌好听不好听，她總是說，當然好听，然後就顧左右而言他，轉身干別的事情去了。作為能歌善舞的母親為什麼一直沒有唱過《听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即使是在建國獲獎當天，父親要求他再拉一遍，讓全家欣賞欣賞的那一次，母親也沒有對這首歌表示出一丁點兒的認可和喜悅。

    至于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還有張公張婆，他們對晚輩們的娛樂是不感興趣的。他們蜷縮在第二進的庭院里說說話喝喝茶，就早早回房間睡覺去了。

    等到文建國後來多少了解了一點階級、階級斗爭的常識，以及家庭政治背景以後，才知道其中的原委。他也想起“什麼鑰匙開什麼鎖，什麼階級說什麼話”那句名言，然後就聯想，再仔細推敲，又發現了新的問題，這樣的旋律，這樣的歌詞，顯然是對母親及其家庭的諷刺。母親不是“汗水流在地主火熱的田野里”“吃著野菜和谷糠”的媽媽，而恰恰可能是歌詞所要揭露和鞭撻的對象，或者是“揭露和鞭撻對象”的圈內人。父親難道沒有母親的的顧慮麼？未必，可能是父親灑脫一點，不想那麼多而已吧。

    歌詞第二部分與第一部分在意境上顯然不夠協調，可文建國已經無話可說了。我的母親不是這首歌中的媽媽，如果我有那樣的媽媽，也許我的生活是另外一種樣子了。出身無法選擇，道路是可以選擇的。他就用曾經流行的政治術語給自己的疑問作了一個了結。

    據說當這首歌的歌詞交到作曲家瞿希賢手上時，這位出生于大上海的音樂家卻並不願意為其譜曲——為什麼不願意，沒有看到相關資料——文建國估計，那時能夠成為音樂家的人，其家境非同小可，而他們又不可能像許多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那樣灑脫地對待自己的家庭出身，但由于這是政治任務，慣于創作大合唱類聲樂作品的瞿希賢，最終還是在經過反復研讀歌詞、尋找靈感後，為這首歌詞譜寫了被傳唱至今的旋律。

    文建國私下里想，瞿希賢當時肯定也很矛盾，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更顯現出瞿希賢作為一個音樂創作者所擁有的深厚作曲功底，以及觸類旁通的領悟能力。他用他的聰明才智，留下了一首傳世之作。至于歌詞的第二部分，那不是瞿希賢個人能夠左右的，而他創作的曲調與其歌詞也是極其吻合的。

    文建國似乎也為母親不唱這首歌的理由找到了佐證。好在現在已經不是輕易戴帽子打棍子的時代了。那時候的人真的很單純，唱，就唱全了；不唱，就全不唱。沒有現在人的靈活和變通。但是文建國反對將一首好好的歌曲演唱得支離破碎，如果再給評價的話，他希望當今的歌手要唱就好好唱，唱全了。不要給後來的人誤認為這首歌就僅僅只有那麼一段——就像搞歷史的，要搞歷史就搞全了，斷章取義算什麼呢——如果認為不適合唱，就不唱。在娛樂節目當中，沒有哪首歌，是非唱不可的。

    小學高年級的時候，“毛主席的好孩子——劉文學”宣傳畫牢牢定格在文建國的腦海里。

    一個紅領巾少年，純樸善良幼稚而又堅毅的臉龐，這是畫面的主體。在其左上角，還有一個大人和一個紅領巾似乎在博斗。這幅宣傳畫闡釋出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1959年11月18日晚，劉文學發現地主王榮學偷摘集體的海椒，于是他毫不猶豫地沖上前去阻止。王榮學先是收買，後是威脅，軟硬兼施，都沒有動搖劉文學保護集體利益的決心，劉文學不顧個人安危，與壞人展開了搏斗，終因年幼力薄，被地主活活掐死，犧牲時年僅14歲。

    這樣的故事在今天一般不會發生了。一是地主沒了；二是集體沒了；三是偷海椒的可能性幾乎也沒了——太微乎其微了。但青少年見義勇為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跡卻是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的，雖然現在對未成年人見義勇為行為在輿論上發生了爭論（不可否認這是時代的進步），但其實這是一個道德範疇兩難的問題。可那時候劉文學于那一代紅領巾就是英雄榜樣，就是激勵他們健康成長的力量源泉。文建國當時就曾經在心里抱怨，我怎麼就沒有遇到過這樣可以一舉成名為英雄的機遇呢？一如後來在青春期期間，發出的沒有遇上“英雄救美”的感嘆。

    進入21世紀以後，文建國在網上看到，說劉文學事跡是假的，其實是怎麼怎麼的。好像要讓他將吃下去的食物強行吐出，可因為這一食物吃進去的時間已經久遠，已經升華為精神，已經物化為血液，怎麼嘔吐呢？想想真的後怕，于是全身冒出了雞皮疙瘩。冷靜下來以後，他又想，我們的宣傳部門干什麼去了？在這樣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居然沒有一個明確的態度？輿論一律固然是令人生厭的，但文建國想知道的是一個歷史的真實，那麼誰來告訴我歷史的真實？

    還有那個曾經聞名全國的泥塑《收租院》展覽，那一座座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像第一次在文建國幼小心靈里種植下階級、階級斗爭的種子，啟迪他要為勞苦大眾翻身解放的偉大事業奮斗，要解放全人類，最後才能解放自己。可後來又有人說“水牢”是假的，說劉文彩是開明紳士，說要為劉文彩平反。如今，泥塑《收租院》與劉文彩莊園曾經的輝煌，共同成為旅游景點，參觀景點的人們是否是想從這里挖掘出劉氏文彩家族如何發家致富的呢？這里面的是是非非似乎也被擱置一邊。

    文建國真的搞不懂，一個“少年英雄”劉文學的形象，一個“惡霸地主”劉文彩的嘴臉，似乎都要被顛覆了，孰是孰非？究竟還有多少是假的？莫非以前的主體宣傳統統都是謊言？